徐忠：房地產政策的“擠出效應”逐步顯現

　　記者了解到，在談到房地產投資時，徐忠分析稱，目前我國房地產調控成效明顯，一二線城市政策環境嚴厲，呈現出“五限”格局，房價上漲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同時政策的“擠出效應”逐步顯現，房地產投資增速不斷下滑。“短期看一二線城市房地產保持緊調控態勢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同時也要看到這些調控措施誤傷了一些有效的需求。因此，我們同時應該增加住房的供給，更好地滿足住房的剛需”。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徐忠分析稱，地方政府債務收緊過快，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回落較多。今年8月，中央發出了《關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意見》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辦法》兩份文件，有效管住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行為，堵后門的同時地方政府債務開前門的力度太小，導致基建投資增速回落較大，加劇了經濟下行的壓力。“財政預算安排的政府債券發行規模遠低于現實中的合理需求”。他強調，地方政府右手舉債的過程中，左手資產端也積累了相當規模的優質資產，這些高質量的資產，土地、國有企業股權等完全可以覆蓋現有的債務，只是缺乏資產變現用于債務償還的意愿和渠道。

　　他建議，考慮到各地情況差異，應允許有條件、有需求的地方政府進行市場化舉債，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我國城市化水平仍然偏低，人口尚在大規模跨區域流動，人口流入和經濟發展較好的區域還有大量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和潛力，不能一刀切”。

　　徐忠指出，除了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等傳統領域，我國在綠色發展、5G技術、教育、醫療、養老等領域面臨新的快速增長的需求，要將這些領域培育發展成為中國新的增長點，就必須為之創造良好的環境。比如降低市場準入的壁壘，堅持國有企業的競爭中性，進一步推動簡政放權，減少對市場的行政干預。

　　在談到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時，徐忠強調，應以改革的思路處理好需求管理中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首先，應該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局限性。貨幣政策是通過直接作用于金融體系，并且經過金融體系傳導到實體經濟的宏觀政策。貨幣擴張對實體經濟的傳導路徑長、見效慢，刺激程度受金融機構風險偏好影響大，效果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通常不是穩增長的第一選擇。現階段貨幣政策的重點應當是維護適宜的貨幣環境。

　　第二，盲目擴張M2和社融不可取。在其看來，當前中國經濟已主要由國內需求推動，消費和服務業逐漸成為主要的推動因素。與投資和制造業相比，對資金的依賴度比較低。因此，M2和社融等數量指標與實體經濟的關聯度明顯下降，盲目追求M2和社融的融資供給，而不在提振實體經濟上想辦法，不僅無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還會加劇物價和資產價格的上漲壓力。

　　第三，貨幣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機構的健康性和監管政策。今年以來，金融監管政策加強，隨著影子銀行體系的收縮，表外回表，金融機構風險偏好明顯下降，資本充足率面臨壓力，信貸投放明顯放緩。貨幣下降，對貨幣政策傳導影響顯著。從實體經濟的感受看，是整個金融體系與影子銀行體系的同時縮窄。短期看去杠桿背景下應著力緩解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壓力，恢復并增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長期看為適應經濟增長的轉型，金融體系要從過去主要支持國有企業、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轉向加大對小微企業的金融支持。徐忠認為，針對我國大銀行多，中小銀行少，直接融資占比較低的實際情況，完善金融體系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入手：一是應該健全中小銀行體系。二是應充分發揮金融科技的作用。三是大型商業銀行在一些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發展比較好的先設分支機構。四是可以探索主干銀行制度。